評價企業(yè)領導的質量和作用需要有個標準，可以用來做比較。若企業(yè)領導和監(jiān)事會發(fā)揮了作用，就不會允許發(fā)生像企業(yè)管理的兩大常見錯誤一文里談到的那些錯誤，他們可以反對，哪怕遲了一步，也還可以做出應對措施。有時候出現一種不同意見，很多原因不在經濟上，而是在政策上。夸大或縮小問題都不是好辦法。把原因歸在政策上，即使是對的，最終也解決不了問題。事情要看結果而不是看原因。
假如有人寬容地對以往的成績做出完全正面的評價，因此得到結論，看來公司在整體管理上沒有什么事情值得改變了。那么問題是，就按前面的方法來管理企業(yè)，能不能應對未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對此我有以下兩點理由。
第一點理由，一個企業(yè)的領導必須要準備好應對最困難的情況。在正常的經濟形勢里，行政管理機構和監(jiān)督機構的工作負荷只用到了部分，或者更少。他們的工作質量和效果只有在困難情況里才真正顯示出來。只有遇到好的或者壞的特殊情況，領導機構是否勝任他們的工作才看得出來。特殊情況下的工作要求，無論是危機情況，還是遇到絕無僅有的好機會，就是對企業(yè)最高領導的作用和工作的衡量標準。
第二點理由，企業(yè)最高領導的作用以最關鍵時刻的表現為衡量標準，這是根據未來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所要求的。
自古就有這樣的說法：“如果上帝想要毀掉一個人，就先送他40年的成功?！边€從來沒有這么多的人得到長期經濟增長的好處和恩惠。如果事物的發(fā)展持續(xù)了一段時間，那么難免又要出現反復。人們幾乎總是誤以為事情必然是直線發(fā)展的。一種發(fā)展持續(xù)越久，那么就越是有可能發(fā)生轉變。事物的持久發(fā)展也孕育出錯誤的期望，這也是每個社會最大的危險之一。只有優(yōu)秀的領導才能夠認識到這種危險，做好應對最困難處境的準備，避免這種危險，做出正確的反應。不是拿一般情況，而是拿特殊情況作為衡量標準；不是看順利發(fā)展，重要的是看形勢突變時的表現；不是看連續(xù)的發(fā)展，而是看發(fā)展中斷時的表現。
20世紀80年代末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段時間里，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將持續(xù)發(fā)展，這期間許多人缺乏了理智，也不堅持懷疑了。只有少數企業(yè)對似乎突然出現的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提前做好了準備，盡管這種狀況的到來是可以預見的。
我在1990年夏初出版了一本關于世界經濟中的危機風險的書，書中的觀點與經濟專家、頂級管理人員和政治家們的普遍觀點截然相反，因此還在一段時間里受到了激烈討論。后來真正出現的經濟形勢在當時的討論中被認為根本不可能。所以有人認為，我在書中的有些觀點是完全在感情用事。由于這個原因，我對那段時間以及對企業(yè)家的風險意識不足還記憶猶新。
根據主流經濟學家的一致觀點，也根據大部分政界、經濟界的領導精英們的觀點，20世紀90年代本應該成為20世紀的黃金年代。這樣的觀點不是沒有根據的，主要有兩點：第一點依據現有的歐洲內部市場，期望歐洲一體化帶來的消費和投資增長；第二點根據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并由此引起預期的新的市場需求。這是推動經濟的最好預期了，沒有比這更好的想象了。
我本人當時的思考和分析得到的是相反的結果。那時我認為，出現嚴重和長期經濟衰退的所有條件已經滿足，與之相聯的還有高失業(yè)率以及（與20年前顯現出的經濟通脹相反的）貨幣緊縮為標志的經濟局面。我認為，60年后重復20世紀30年代經濟的條件已經滿足（還沒有到必定條件）了。我分析后提出警告，不要高估前4個10年的發(fā)展趨勢，建議準備度過一個長期艱苦的“經濟冬季”。我的觀點是，經濟已面臨一個嚴重的適應期。如果經濟界和政界沒有一批冷靜和縝密思考的領導行動起來，富裕國家和富裕社會不僅要做出表面上的小修小補，而且將觸及民主社會的基礎。
20世紀90年代的形勢發(fā)展至今，完全推翻了當時人們推斷出來的趨勢。在經過了長時間頑固的經濟衰退之后，我們現在還沒有像許多人所希望的那樣走到了困難的盡頭。我建議要有這樣的打算，經濟和社會的根本性變革我們才經歷了1/3，也許甚至只有1/4。更大的困難還在前面，解決這些困難依賴于真正的領導力。
20世紀90年代的發(fā)展在不同的地區(qū)有差異，但基本上只有少數情況與我上述書中所述的不同。這種變革在日本表現得最為明顯，這個國家處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危機中。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歐洲東部發(fā)展的希望幾乎全部落空，原東德地區(qū)盡管投入了大批援助還根本談不上“繁榮景象”。拿最好的例子捷克來說，也是面臨嚴重困難。荷蘭和英國近來情況雖有所好轉，但他們的調整也尚未結束。
歐洲的經濟衰退同時也發(fā)生在美國，恐怕還要更早些，但美國的企業(yè)，主要是工會比歐洲人做出了更快、更激烈的反應，因此美國得到了更快、更明顯的階段性復蘇。另外美國經濟調整中的福利開支還沒有得到完全保障。不管怎樣，經濟調整至今導致了美國人的平均收入跌落到了1956年的水平。美國的關鍵問題是那里產生的金融泡沫。
除了日本以外，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不同，那里的經濟成就遠遠沒有像媒體報道或者像大多數領導們所相信的那么大。許多跡象證明，恰好是那些最成功的亞洲國家不久將面臨著嚴重的經濟打擊。幾個南美洲國家也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但也不能說問題都解決了。非洲國家除了少數例外，目前可以看作毫無希望。
經濟和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變革。從這場變革的程度和重要性看，可以比作大約每隔200~ 250年發(fā)生一次的歷史大變革。一次類似的變革發(fā)生在13世紀，其特征為出現了哥特式藝術，產生了現代城市以及第一批大學的精神生活中心，出現了多明會和方濟各會等新的修道會，手工業(yè)行會成為主要的社會結構，重新出現了大型室內交易。
另一次同樣深刻的變革發(fā)生在1455~1517年之間，以書籍印刷的發(fā)明為開端，以宗教改革為特征。那時文藝復興出現了，美洲大陸被發(fā)現了，科學產生了，醫(yī)學得到了發(fā)展（尤其是解剖學），阿拉伯數字得到廣泛傳播。
離現在最近的一次變革開始于18世紀中期，美國憲法出現了，瓦特對蒸汽機進行了完善，以及由此產生的工業(yè)化，發(fā)生了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戰(zhàn)爭。這次變革不僅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格局，也出現了現代大學，產生了自由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形成了新的歐洲社會結構。
這些階段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每次在大約50年時間里，社會或當時的世界發(fā)生激烈的變化，以至于后來出生的人對他們父輩或者祖父輩時代的世界根本毫無概念了。對于人的一生來說，50年看來是長了，但歷史只是短短的瞬間。50年相對于中世紀的人均壽命，相對于文藝復興時期、法國革命時期的人均壽命來說都是長的。因此那時的變革要經歷幾代人。而到了今天，即使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50年時間也不算特別長了。
當前的變革要比以前的更加復雜，讓人感到更加激烈，因為人口特點和心理學的基本條件都不同了。適應變革的壓力以前分散到幾代人身上，今天集中加到了一代人身上。這是涉及人的方面。從前沒有一代人達到現在高度的富裕水平，所以現代人也達到了最高的嬌氣程度。這是涉及心理學的一面。從前的人對生活、社會和對國家都沒有太多的要求，他們過去也沒有幻想，大多數人在變革前后生活都不好，所以也沒有特別的期望和要求。今天情況就不同了，當前發(fā)生中的變革涉及一代人，被過于嬌慣的一代。所以富裕的生活水平哪怕只要稍有一點下降，他們就感到情況太嚴重了。因此針對領導的要求，對度過這場變革的領航人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根據一切可以看到的現象，幾乎不用懷疑，我們處在一個廣泛而深刻的快速變革的時代，就如前面提到的幾次大的歷史變革。過了10年后，最多20年后，不會有當前這么多的變化。究竟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差了，現在還沒有答案。所有上述幾次大變革至少都會帶來生活條件的影響，帶來權力中心的變遷和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化。
這種變革的過程以及帶來的結果不可能在細節(jié)上都能描述。盡管我們從來沒有現在這么多的未來學家和預測大師，但未來是不可預言的。能夠被描述的則是已經開始的發(fā)展，或者將要開始的發(fā)展及其后果。這看起來有點像預言，但還是不同的，這里說的是對已有基本發(fā)展模式的思考以及符合邏輯的后果。生活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需要真正的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