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個重要的社會功能，但這一點還遠遠沒有被人們認識到。
福利化國家約100年的發(fā)展，從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第一次引入社會保險作為開始，雖然至今達到了以前無法想象的規(guī)模，但是現在看來已經走到了盡頭。福利化國家已經到頭了，不是因為它完成了任務，而是因為它經濟上再也承受不起了，因為它的組織形式不管用了。
福利化國家走到了盡頭，但是福利的負擔卻依然存在，或者產生了新的福利負擔。我們還是有許多極需照顧的老年人，如果想想養(yǎng)老保險的狀況，想想我們在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那么我們面臨的不是從前那樣兩個就業(yè)人口養(yǎng)一個老人，而是兩位老人必須靠一個就業(yè)人口來負擔的局面。這些老人與過去的老人相比，壽命還長得多，由于他們需要更長時間的醫(yī)療服務，因此也必須更長時間為他們支付更多的錢。我們還有病人、殘疾人、酗酒者、吸毒者、無家可歸者以及在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我們有失業(yè)者，很多國家的失業(yè)率很高，甚至高達30%，還有青年失業(yè)者。年老失業(yè)是一種悲劇，年輕的失業(yè)者是社會不穩(wěn)的一個根源，會形成政治上的極端主義、刑事案件、暴力等潛在因素。
福利化國家在經過了100年的發(fā)展歷史以后必須面對以上這一切問題，也許需要更多的智慧、努力、同情、憐憫或者其他什么理想和崇高的使命感來解決。這種狀況的出現是必然的，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呢？答案要依賴于世界觀的立場了，可事實還只有一個。不看意識形態(tài)立場的人們又沒法維持下去了，目標可能是一致的，途徑和方法則幾乎沒有。一切組織都有管理機關，行政部門有管理崗位，但他們履行的職責和工作能力是很值得懷疑的。他們的費用雖然算在社會產值里，但他們卻是幾乎沒有產出的。各種組織的形式、工作流程、領導結構等可能以前曾經起過作用，現在成了多余。他們也絕不能是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模仿對象。
把一切都“管理”起來、安排好、控制住的政策幾乎在任何領域里都已經無法預期、不起作用或值得懷疑，無論是外交政策還是對內政策，無論是安全政策還是福利政策，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金融政策，無論是環(huán)境政策還是家庭政策、教育政策還是科技政策等。幾乎沒有一個領域還可以照原樣維持下去了。
過去所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但這些成功已經過時了，還帶出了新的問題。比如將來的家庭政策應該怎樣？以前的婚姻關系是終身的，因為教會的規(guī)定和經濟來源等因素，但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成功的解決，幾乎任何國家都允許離婚了；而確實也有1/3的婚姻得到了解除，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個性獨立和不固定伙伴的單人家庭生活。婦女們經過了100年的抗爭后不再依賴于男人的供養(yǎng)，可以自由決定生活和職業(yè)上的發(fā)展，因此婦女的任務和目標也擺脫了以往數千年來一成不變的模式了。
下一步要執(zhí)行什么樣的對外和對內政策？生活與經濟區(qū)域一體化范圍已經推進到非常成功的地步，人們愿意享受一體化帶來的好處，但又不愿意同時接受它的缺點，如大量的人口流動、過度的外來影響、競爭的加劇、就業(yè)崗位受到威脅、貨幣穩(wěn)定受威脅、外來的規(guī)定、自主權的損失、對一些決策的不理解以及跨境的刑事犯罪等。
有些人對事情的理解出于自我感受，出于擔心和害怕，這些感覺可能是模糊的、沒有道理的，但是這樣的想法卻對人們的行為有實實在在的影響。
如果加上人們每天接觸的媒體宣傳，世界各地都有戰(zhàn)爭在發(fā)生，戰(zhàn)爭的誘因與19世紀或20世紀早期的戰(zhàn)爭相符合，接著又同樣是國際政治的反應；如果人們看到國際組織的干預（無論稱作什么）結果幾乎都是事與愿違；如果人們看到放到面前的“繁榮景象”只能靠“人工澆水”才能存活，那么對政策可信度的降低也就不奇怪了。人們聽到呼吁，尤其是呼吁團結和提供幫助，這種呼吁的出現會有什么結果呢？如果什么人都不認識，那么要去團結誰；如果幫助的效果再也看不到，那么還要幫助誰呢？
難道團結不是彼此離得很近、相互理解和了解，至少可能面對面的相處，一切的感官可以參與的交流嗎？團結的表現形式難道不是本土主義、民族主義、鄉(xiāng)鄰意識、小團體意識、幫派意識、家庭、氏族、宗族、部族嗎？這些是千百年來人類情感演變的條件，共同生活的游戲規(guī)則，以及一個集體的內在聯系。如以前的天主教教會（盡管包括了上億人口）等大集體組織，顯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這樣的組織很龐大，但他們也有小范圍的層次結構。過去大軍隊的營級和團級單位也普遍根據士兵來源地原則來組織的。
那么一體化政策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不是必然出現一種“逆向運動”呢？這種結果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但逆向運動的形式、特點和表現形式還無法預見。我認為極有可能存在分化或瓦解的階段，目前可能聽起來難以置信，因為人們還在那么專心于實現最后的一體化步伐，如歐洲和中東。
同樣的事情在歐洲也會發(fā)生，歐洲的一體化并不是不可逆的。即使引入了一種共同貨幣（實際上可以強行推行）也根本不能說明經濟上的事實。其他強勢貨幣同時長期存在的情況下，歐洲統(tǒng)一貨幣也只能徒有虛名。發(fā)生分化瓦解的過程不一定非要回到原來的統(tǒng)一國家，已經根本不要一個功能完整的統(tǒng)一國家。種族因素、地區(qū)因素將發(fā)揮作用，利益也將發(fā)揮作用，但不再是那些導致出現當今那些政治派別的利益組織了。
經濟上的等級利益、世界觀或宗教意識上的價值觀取向將難以繼續(xù)成為主導。但有一些別的情況倒是可能會發(fā)生的，例如，在大眾傳媒的配合下，任何數量的多數人都可能受到少數人的逼迫。包括某種類型的民眾請愿活動，為了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或其他利益組織起來的小團體提出自己的訴求，有些是長期的、也有臨時的，視情況而定，有采用民主方式的，也有采用現代各種恐怖手段的。面對恐怖行為，任何發(fā)達國家都幾乎束手無策。
各種經濟體和社會處在上述現象的壓力下，許多關鍵時刻都可能出現局部崩潰甚至全面崩潰，或許在暴力的大規(guī)模迸發(fā)中毀滅，在經濟的災難中、在動亂中滅亡。這是一種可能；他們也可能在萎靡不振中苦苦支撐，眼睜睜看著發(fā)生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變化，陷入瀕臨死亡階段。這是另一種可能。兩種結局在歷史上屢屢發(fā)生，強國和帝國的崛起或沒落都有大量記載。
我們不需要去找其中的規(guī)律性，另外還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積極地面對一切挑戰(zhàn)，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動力和組織實施。值得承認，這種動力常常來自于前面遇到的災難，例如，美國的南北戰(zhàn)爭以后、羅斯福新政以后、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德國與日本的重建。歷史上的例子還有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等。
無論改革和振興運動出于什么原因，關鍵都是出現了新的領導。我要強調的是領導，而不是領導人。在這種情況里當然也出現了新的領導人，但這些領導人在事隔不多久就往往又帶來更大的災難。
我這里說的不是領導人，而是領導。有關領導人的歷史已被寫得足夠詳細了，人們可以從歷史中學習，但有關領導的歷史還沒有人寫過。
我們可以實現領導工作的全面振興，這方面的前提條件是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差的，這聽起來多么矛盾。最好的條件是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多極化的社會，其含義可以理解為：價值、觀點、目標與目的的多樣性。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同樣重要的，我感覺很少被注意到的是我們要把一個權力中心、一個或少數幾個干預中心、控制中心和指揮中心改變?yōu)樵S多個。
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集體組織，其數量之多、規(guī)模之大、種類之多是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不能相比的。現在一個人所做的事情，不是他個人在做，而是作為某些組織的成員、員工或使用者在做。這些組織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某個有影響力的中心，都是權力、組織和指揮中心，只不過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絕對和相對這么多人承擔事實上的領導任務。這是生機勃勃的領導隊伍的有利條件，這是一個優(yōu)勢。
同時存在的弱點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很少人對完成領導任務做好了系統(tǒng)的準備。在領導領域既沒有教學，也沒有培訓，甚至連知識介紹也沒有。我們既沒有針對好領導的標準，也沒有針對差領導的標準。
這里我要指出一個離奇的情況：以前從來沒有像現在出現那么多關于管理書籍雜志、培訓班，也從來沒有那么大的培訓費預算。我們有了著名的商學院，以前從來沒有那么多數量的MBA培訓項目。這是數量上的例子。那么內容怎么樣呢？
與領導和管理學這個名稱有關的教學內容有哪些呢？我們對內容進行分析后得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結果。關于什么是正確的答案方面，從來也沒有過這么大的意見分歧；而什么才是正確的問題，意見就更不一致了。
商學院里教給學生的主要都是些行政管理知識，這也跟它的目標相符，相當于德語中的企業(yè)管理學的某種類型。課程都是關于生產與公司財務、人力資源與市場營銷、國際關系、公司戰(zhàn)略與公司結構等。如果愿意的話，可以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個“管理學”名稱；但還是改變不了這樣的事實，產的領導，雖然教的是市場營銷，所教的內容還是生產，而不是生但不是市場營銷的管理。
我并不懷疑，上述課程都很重要，這些領域的知識永遠不嫌多，受過良好專業(yè)培養(yǎng)的人員永遠不嫌多。我并不認為年輕人不需要受到高等教育培養(yǎng)，正相反，我們必須告訴年輕人，單是接受過專業(yè)培養(yǎng)還不夠，他們還必須另外學習如何把學到的知識用到實踐中，尤其是如何在一個集體組織里使用這些知識。
上述正在發(fā)生的變化給所有集體組織的領導隊伍提出了最大的挑戰(zhàn)。清晰的思維、縝密的行動、榜樣式的舉止、領導的可信度都被提到了最高的要求。市場的變化、技術的發(fā)展、產品的創(chuàng)新要求、生產、銷售和信息系統(tǒng)等，帶來了最大規(guī)模的任務和極大的復雜性。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做一切事情的社會效果。我們不僅將改變生產、銷售和消費，我們還將改變工作、教與學、知識和能力、說和聽，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對待別人的方式，尤其是我們必須改變領導的管理方式。
這一切都與管理學有關，我指的管理學是對一個社會的一切建設、控制、指導和發(fā)展等作用的總稱。這里我暫時沒有把管理學和領導加以區(qū)別，盡管我基本贊成其中有某些差異，而這種差異在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也確實被夸張到了極致。
管理學的環(huán)境是組織有序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無論人們做什么都是一個組織范圍里的事情，無論是消費還是生產，無論是教還是學，無論是生孩子還是埋葬死者。將來的經濟活動，不是以前那種以原材料和人工勞動為資源的經濟活動，而是知識將成為提高效力和創(chuàng)造財富的關鍵因素。
因此我建議，應把管理學理解成把知識轉換成效力和成果的科學。從這點出發(fā)，我認為可以最好地理解領導的作用。領導人員要在有組織的知識社會里發(fā)揮作用并取得成績，那么在這種認識下就能更好地完成領導任務、掌握領導手段、遵循領導的原則。有了這種認識，就可以把對領導提出的要求、領導的職責和責任詮釋得更加全面。
領導必須符合明文規(guī)定的確切標準，制定這樣的標準可不是件容易的任務，即使是制定最新的國家憲法、設置執(zhí)行和遵守憲法所需的機構也不會這么難。
數千年里的領導們在做什么事，如何去做，只能被看作是次要的，因為普通人觸及不深。若普通民眾真要遇到什么事情，那也只能接受無情的命運。尼羅河下游河谷的農民有誰去關心1000公里外底比斯的法老在做什么，如果他要關心法老的事，他能做什么？以前的領導算不上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夠生存下去?，F在的領導可重要了，無論什么層次，在哪個集體組織里。幾乎一切都與領導的質量和能力有關：富裕水平、健康狀況、教育和培養(yǎng)，還有最終活得是否有意義等問題。
貴族的行為還可以被看作是“貴族的事情”，因為這與生下來就有的特權有關；神父的行為是“教會里的事情”，這是有宗教原因的、不容討論的；企業(yè)家的行為可以被看作是“企業(yè)家的事情”，因為他要冒財產的風險。
組織有序的社會里，領導人物的行為卻是公開的，因為他們是某個集體組織的“雇員”，他們是用別人的錢供養(yǎng)的，他們也在管理別人的錢。他們的行為看得見，因為在媒體社會里已經沒有什么事可以藏起來和掩蓋掉了。領導的行為被拿來討論、評價和批評，越來越多的人要拿領導們做比較，并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人有了選擇權。以前人們對領導必須忍受，今天的領導可以被接受，也可以被拒絕。人們可以擺脫政治家，至少可以一段時間離開某個組織，如果是腦力勞動者甚至還可以帶走他的資源。我不想貶低目前還存在的那種強迫式的勞動關系，但這種情況比以前少得多了。
領導人必須把自己的水平展示出來，讓人看得見。一個人的可信任度和可靠性最容易受傷，容不得他犯多少錯誤，有些錯誤更是絕對不允許犯的。領導人的信任度是應對當前所處的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因素，同樣重要的還有領導機制的發(fā)展、培訓機構的發(fā)展、領導人員的組合、領導人的選擇和崗位安排、在領導出現不好的業(yè)績或者明顯的目標任務完不成以前進行業(yè)績的評價、錯誤行為的處置，直至撤換。
要把領導的標準明文規(guī)定下來，初聽起來可能有點荒謬，但這樣才正是從領導藝術到領導職業(yè)的歷史性道路。這并沒有降低領導藝術的重要性。領導依然有發(fā)揮天才和獨特作用的余地，領導藝術能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更好的標準。
世界和人們的生活都在發(fā)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不是靠藝術，而是靠職業(yè)，不是靠天才創(chuàng)造出優(yōu)異成績，而是靠把藝術變?yōu)榭梢越?、可以學的技術。這種變化已經帶來了醫(yī)學上的進步，千百萬人得到了良好的醫(yī)療服務。達·芬奇的接班人都不是天才，而是成百上千的工程師。伊姆賀特普、菲迪亞斯、布拉曼特和勒柯布西耶（以上四人分別是第一座金字塔的建筑師與設計者、古希臘宙斯神殿中的宙斯神像的雕刻者、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大師和法國20世紀現代主義著名建筑大師）他們的接班人也都是無數的建筑師，雖然沒有創(chuàng)造驚世之作，但為人類做出了滿意實用的成果。萊特兄弟的接班人就是千萬個職業(yè)飛機駕駛員，他們每天把數以萬計的旅客安全地送到了目的港。
先驅者和天才們的成績經歷了幾千年還在被人敬佩，普通職業(yè)人、手工工匠們的成績沒有驚天動地，但他們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數以百計行業(yè)里成功的事，從領導這個角色上不必看作是不可能的。1946年丘吉爾在五角大樓與一個約30人的美國最杰出的軍事家團隊的一次非官方會面時曾說，他知道美國有巨大的經濟實力能夠籌集到所需的戰(zhàn)爭物資，但實在讓他感到驚訝的是，美國人能夠在短時間內投入如此巨大數量的、杰出的軍官。
帶領著最終超過1 000萬男女軍人的數千名指揮官是從哪兒來的？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他們來自軍事學院，他們在學校接受了培養(yǎng)并儲備著能力；還有的來自訓練營，這些訓練營是因珍珠港事件的激發(fā)而動員建立起來的。
在軍事領導領域可以成功的事，當然也可以在民間每個領域獲得成功——一門只有少量人掌握的藝術，一個服務于多數人的行業(yè)和職業(yè)。領導的內容和方法可能不同，某些原則可能相類似。無論哪里都存在領導的必要性，每個社會為了成功地、和平地如愿實現當前的社會變革，都需要大量有能力和負責任的領導隊伍。我們不僅需要工程師，而且需要懂管理的工程師；不僅需要自然科學家，而且需要能當領導的科學家；不僅需要企業(yè)經營者，而且需要把知識和通過管理把別人的知識轉變?yōu)槌晒钠髽I(yè)經營者。這不僅適合經濟界，也適合各種集體組織，而且不光是最高層次上，也適合一切有領導任務的各個層次。
我們今天還不能依賴向管理領域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將會比以往的任何時候更大地決定著集體組織、行業(yè)、國家和經濟集團的實力和競爭力。同時，它還對富裕程度、消除貧困、糾正生態(tài)破壞起到關鍵影響，還決定著年輕一代人有一個怎樣的未來。